“师傅,茶叶36件。”
“好嘞,按寄送地区分一分。”
清晨,距嵊州市区一小时车程的上坞山村里,村民张桂香早早忙碌开了。作为市里专门聘请的287名“乡使”之一,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收发快递——每家每户走一圈,收集当日要发的快递,通过当地交通局设在村口的“物流服务网点”,把大小包裹送上公交专线,再将收到的网购物品逐一交给村民。一出一进间,偏远村连上了大时代。
而这,正是去年浙江入选全国快递业“两进一出”试点省份以来,乡间越来越常见的景象。今年4月,省里印发《关于推进浙江省乡村物流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意见》,明确到2022年底,实现全省快递进村100%全覆盖。眼下,随着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先后达到目标,全省进度表预计也将提前完成。
快递进村,简单看是便民,以前得去乡镇取、寄的包裹,如今能够直达村口。往深处看,还关系着“四好农村路”“村村通公交”等行动的推进,以及食品仓储保鲜、冷链物流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延伸。
如同一场“冲击波”,它正一步步打通消费品下沉“最后一公里”、打开农产品上行“最初一公里”,拓宽城市人才返乡、先进技术入村等通道,一个更加开放、更有活力的城乡双向循环呼之欲出。
消费进村,
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
农村“快递自由”实现了
今天的农村,早已大大超出你的想象。
“小到柴米油盐,大到电视、冰箱、空调,都时兴上网买。”在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洋滩村,当了大半辈子邮递员的沈国荣亲眼见证了消费变革,“很多年前,送到村里的包裹大多还是城里子女寄的,我送报时能捎带下,这几年,大家用上了智能手机,各式各样的快递每天送都送不过来。”
乡村“买买买”的能量,已然不可小觑。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,今年“五一”期间,全国农村地区揽收快递包裹2.2亿件,投递快递包裹3.6亿件,同比均增长三成,超城市地区同比增速。作为数字经济、农村电商发展先行省,2020年,浙江农村快递量达36亿件,带动全省消费品制造业产值2900亿元。
但相比旺盛需求,快递入村进度并不如人意。“拿个快递,要开半小时车到乡镇集散中心。”安吉山川乡船村村民李蕊说,近年来,休闲旅游发展火热,想回乡创业的年轻人不少,但山路蜿蜒,取寄快递不便,徒增阻碍和烦恼,也抑制了村民消费热情。
根据测算,一个农村快递站点,年均租金、人力等运营成本5万元以上,投递量却不到城市社区一半。尤其是偏远山区,空心村多,老年人多,购物需求不大。大多数村庄又布局分散,快递员逐村投送,往往工作量变大,业绩却不见涨。
从乡镇到农村,“一步之遥”如何走好?“快递入村,既是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的要求,更是激活农村消费潜力,挖掘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。”中国邮政集团浙江省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,去年以来,他们尝试改变“单兵作战”模式,统筹邮政、交通、快递企业等力量,实现“协同作战”。
一个个“多跨场景”,在各地陆续涌现。
全省县域面积最大的淳安,按照人口分布,在农村地区规划5条线路,申通、中通、圆通、韵达、百世等5家企业各自承建一条,实行共享共配制。
“打破按公司送快递模式,所有包裹按线路分好后,先归到乡镇中转仓,再由相应公司配送进村,既节省成本,派件也更顺畅。”淳安县生态产业和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,新模式运用一年来,全县337个行政村基本实现快递服务全覆盖,上、下行件总数分别达38.99万件、517.28万件,日均寄、收件量均翻了一番。
“手机一下单,喜欢的东西不久就送到村口,‘买买买’的劲头更足了!”安吉船村,李蕊一边取下放置于城乡公交“快递暂存箱”的物品,一边向记者介绍,不久前县里建立的“快递+公交”物流通道,让吃穿用玩等各式物品加速涌入山村,单日快递量最多时有100多件。
“快递之乡”桐庐,借助快递企业力量和全新技术手段,将物品送达城乡网络“最末端”。每天下午,富春江镇芦茨村村委会楼前空地上,一架无人机载上50至80件快递,准时升空,飞向青龙坞、白云源、严陵坞等3个自然村。村民连行政村都不用去,在家门口就能收寄快递,真正实现了“快递自由”。
据中国邮政集团浙江省分公司统计,一年多来,仅邮政系统,就新建、改造城乡快递站点4360个,打通13家主流快递公司及“拼多多”等电商平台数据接口,实现快递代收、代寄、库存盘点等,变身多功能“中邮驿站”。到目前,这些站点已累计代投代收快递807万件。
此外,鼓励交邮合作、邮快合作、快快合作等模式创新之时,省邮政管理局正加快固化场地、设备、车辆、系统、作业流程标准,推进建设县级仓配处理中心、乡镇中转运营中心、村级综合服务站。
一个更加完善的县、乡、村三级物流体系,日渐清晰可见。
产品出村,打开“最初一公里”
田间地头的东西好卖了
当然,若你觉得张桂香们的工作只是收发快递,那可有些低估这些“乡使”。
“番薯干新鲜上市,欢迎大家来品尝!”打开“乡村云”小程序,发布新拍的照片,金庭镇北漳村“乡使”胡小平为村里特产打起广告,他与其余286名同事,是快递“邮递员”,更是农产品销售“宣传员”。
这些年,北漳村番薯干、桃形李等特产名声在外,但此前村里交通不便,运费、邮费一扣,本就不多的利润被摊得更薄,村民做电商的意愿不强。
而嵊州设计的乡村物流体系,不止是快递寄送通道,更是特色产品订制专线:252辆城乡公交、8辆配送专车,加上一个整合社区采购、物流配送等信息的“乡村云”数字平台,直接串联辉白茶、香榧、桃形李等生产基地,打开了农产品上行“最初一公里”。“以桃形李为例,今年销量增长三成以上。”嵊州电子商务行业协会顾问刘小平告诉记者。
放眼全省,各地乡镇、农村同样不缺特色产品,但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,增产不增收、丰产不丰收的现象也时有耳闻。
“除了市场因素,最大的瓶颈就是物流。仓储保鲜、冷链物流等供给不足,导致农产品出村出现‘肠梗阻’状况。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认为,当前,小规模、分散化经营模式仍占浙江农业生产较大比重,“快递进村”正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重要举措。
眼下,山核桃生产旺季已过。若在往年,临安白牛电商小镇负责人陈晨早已闲下来,但今年,她却依然忙得脚不点地。
陈晨所在的白牛村,1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电商,以山核桃为代表的坚果产品网销额达4.7亿元。物流需求量极大,但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,也成为村民心头负担。尤其这两年,山货市场竞争激烈,哪里物流最方便,哪里就能在核桃开杆季抢到上市“头口水”,谁能在节假日保障供应,谁才能占据市场优势。
不久前在这里落地的浙江首个顺丰村级服务站点,解了燃眉之急。“以前,订单少的农户得赶到镇里寄快递,价格每公斤至少5元。”陈晨说,现在,所有快递由站点统一收取、派发,价格最低每公斤2.8元,“6月以来,山核桃订单量较往年增长15%,售价没变,农户到手的钱多了。”
浙江众多电商村,凭借新开辟的物流通道,成本节省了,物产从田间到餐桌时间缩短了,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了充沛能量。据邮政部门统计,2020年,仅邮政、EMS寄递农产品业务量就完成229.89万件,助农销售2.7亿元。
更意想不到的,小小快递引发了农业供给侧变革。快递进村,提升的不仅是农产品产销效率,更牵引出仓储、冷链体系建设,以及标准化生产、订制化包装等一系列文章。
“枇杷穿上泡沫‘衣服’,装进订制的箱子,走向了全国各大城市。”回忆起今年枇杷销售的经历,塘栖枇杷种植户李建国难掩兴奋。
因保存时间短、碰撞受损率高,往年他家枇杷大多卖给采摘游客人,很难走出长三角。但今年,顺丰、德邦等企业“下沉”进村,结合当地指定采摘的29个采摘园、4个枇杷节销售点,开设25个收货点,设计定制包装。清晨新鲜采摘的枇杷,在基地装箱后,送上循环接驳冷链车,在延长保鲜时间的同时,运输破损率也降至0.3%。
据了解,今年塘栖枇杷季,快递寄递日均业务量超3000件,带动农业产值2200余万元。
在浦江,葡萄产业有了智慧物流中心,18个村级揽收点串起大大小小基地,年均寄递业务量突破10万件,带动销售632万元。在仙居,杨梅产能也有了陆运、空运专线,一颗颗新鲜杨梅次日就能送达全国30多个城市……
从时令果蔬,到特色物产,从生产仓储,到物流销售,“快递进村”让浙江特色产品获得全新竞争力,一个个更具能量的现代化产业已在乡村生长。
乡村变革,拓宽城市要素流入通道
共同富裕的基础更稳了
随着各地“快递进村”进度纷纷迈向冲刺阶段,更多新鲜事也在城乡之间涌现。
走进南浔旧馆街道港胡村,偌大的“共富驿站”招牌引人注目。这一占地100多平方米的站点,不仅能寄收快递,还打通了区农合联、南浔银行、中国移动等部门单位的金融、通讯服务。更特别的是,整齐排列的货架上,摆放着日用品、南浔知味、银行丰收驿站、邮政扶贫等各式产品,驿站兼具超市、电商平台等功能。
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”村党支部书记钱建强说,目前,村里正与叮咚买菜、橙心优选等平台洽谈,未来,村民将拥有更多购物选择,“我们不收租金,不收快递代收费,银行、电商平台等入驻单位缴纳的年服务费,就能保障2名员工每年4万元以上基本收入。”
小小驿站,俨然就是农村小店2.0版,显现浙江乡村迭代升级的气象。据了解,接下来,“共富驿站”模式将向南浔全区推广。
与旧馆相邻的双林镇上,通过邮快、快快等合作,将快递直送进村之际,作为区、镇、村三级配送体系关键一环的“双林镇快递集中处理中心”也建成投用。
原倪家滩村石材市场,改造后焕然一新,吸引顺丰、京东、圆通等10家快递品牌入驻,每年给村集体带来30万元经营性收入。“车辆进进出出,员工越来越多,热闹得很。”今年69岁的倪家滩村村民吴火生,原先靠打零工为生,如今顺利应聘园区保洁工作人员,每月有了稳定收入。
“全省1.9万多个建制村,保守估计要建近万个乡镇、农村站点。按每个站点两名员工测算,能为农村就业创造巨大活力,更不用说冷链、仓储、电商、直播等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就业空间。”湖州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,快递进村,拉近的不止是城乡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差距,更推动了农民生产生活现代化,进一步巩固共同富裕基础。
吸引的,何止是就业农民。随着乡村产业发展“堵点”逐一打通,城市人才、技术、资金等要素“上山下乡”速度也按下“快进键”。
行走景宁城乡,人们发现,大山之间有了不少新面孔。从种药材的职业农民,到养生态甲鱼的家庭农场主,再到高山茶直播带货员,他们正在乡村发掘人生新机遇。
“我们成立的高山生态农产品营销联盟,成员增加到了30多名。”前些年辞掉城里工作,回到老家鸬鹚乡葛山村创办生态农产品基地的刘勇,最是了解山区新变化,“2016年还只有零星几个人回来,这两年,随着‘景宁600’公共品牌声名鹊起,物流快递直达偏远山村,回乡从事林下经济、生态养殖、电商直播等的年轻人多了几倍。”
眼下,他们的联盟,正在山间普及蜂蜜、地瓜面、稻米等农产品种植标准和技术,推进农旅融合发展。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价值的同时,这些进村的年轻人,也希望带动农村、农民全面发展。
在安吉船村,李蕊入驻了村里今年新建的众创空间,将野生茶、笋干等农产品销售出村。几个月间,她的工作室旁,已有5名本村、外村创业者陆续进驻。
快递从城到乡、产品从乡入城、要素双向互动,城乡循环流动之中,今天的乡村已是充满希望的田野。(本报记者 沈晶晶 金汉青 吴丽燕 王逸群 通讯员 章思佳 孙力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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